十七世紀中葉，西歐傳教士陸續自東方帶回他們的見聞，並將中國的文物特色訴諸文字圖像，公諸於世。這些出版物，無論是介紹中國歷史地理、風土人情，還是個人遊記或人物誌，在描述中國風情特色之餘，往往附有版圖說明。

為時較早的有Athanase Kircher (1602-1680) 在1664年以拉丁文出版之《圖繪中國》[1]。此書以地理圖書方式蒐集有關中國宗教、文字、文官體系與人文及自然現象，其中還包括一些在西安府附近帶有西域色彩的古蹟文物，作為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傳入中國之例證。《圖繪中國》一書並非出自作者個人之經歷，而是蒐集其他傳教士帶回歐洲的資料彙編而成，因此，內容的正確性固然有待考証，就其圖像部分而言，亦因資料來源不同而顯得不甚協調，其民俗信仰部分更參雜了印度、日本一帶的圖像；部分人物版圖可能僅依據旅遊者的描述，再由繪圖師依照當時荷蘭版畫之風格製作而成，形成中、西技法並陳的現象。

與《圖繪中國》幾乎同時問世的有《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圖像[2]。17世紀初，正值荷蘭東印度公司遠航貿易發展盛期，1653年耶穌會教士衛匡國將清廷開放廣州為通商港口的訊息帶回荷蘭，荷蘭東印度公司遂於1655年組團赴華建立商務關係。使團總監Johan Nieuhoff 曾記載部份旅途經歷並編纂成書，Nieuhoff在其文字記述之外，並以細微的觀察力繪製版畫插圖，凡南京瓷塔、清宮庭園、朝官船宴等圖像皆出其手。《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版畫圖像的特色在中國城鄉景緻，尤其是城郊的廟宇、寺塔、海港類風景，顯示編繪者對中國建築之興趣。

另外，不同於Nieuhoff 的親身經歷，1697年在法國刊印的《中國現況圖像》，是由法國皇家版畫師 Pierre Giffart 根據耶穌會教士白晉（Bouvet, Joachim ,1660-1732）自中國帶回的圖像所刻製的。共有43幀彩色版圖，模仿圖像的筆觸線條固然比不上原畫，但是印製的華麗精緻不亞於上述荷蘭版。《中國現況圖》提供的主要是中國的人物服飾：凡帝王，皇室貴族，滿清（韃靼）朝官，將士，僧尼，文官士族，皆包涵在內。每一個不同身分人士都有兩種不同服裝圖像，或穿著官服與生活起居便服，或著夏裝與冬裝。男子皆寬肩細目，蓄鬍髭；女子則腰身苗條，小足，掛耳飾，衣著華麗，服飾上刺繡著祥龍異鳥奇花之屬。達官貴人衣服前胸並有一方形圖案，標示官階身分。中國現況圖像以人物畫像為主，部分圖像被稍後的「中華帝國通誌」採用，並通過後者輾轉流傳成為繪製中國人物常見的形式。

十八世紀初期法國耶穌會教士杜赫德 (J.B. Du Halde,1674-1743) 綜合百多年歐洲傳教士有關中國之調查報告，編纂《中華帝國通誌》(1736刊印)。其中附有人物生活銅板圖像，不下十九幀。此批圖版中，不少人物像如帝王、文武仕族、孔夫子、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徐光啟等，應取自十七世紀Kircher的《圖繪中國》、Nieuhoff的《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圖集》及Bouvet的《中國現況圖集》。以上所列銅版圖像大致上反映了十七世紀中至十八世紀初葉中國插圖在報導著述中的出版情況。這些主要依據口述經驗與文字記錄而製成的銅版畫，可以稱之為歐洲對中國歷史文化視覺化的建構時期。

在＜自壁毯圖繪考察中國風貌在十八世紀法國藝術中的發展＞一文中，筆者曾指出圖像中國的主要題材與藝術特徵，諸如象徵權威的帝王妃后像，描述生活情趣的仕女、村民；裝飾性的蔓藤花木，以及其他各種建構《符號中國》的標誌（embleme），屬性（attribut）與符號（symbole）。多采多姿的圖像元素在畫家、設計師的想像力下被編織成帝王故事與民俗故事。故事的題材固然從未偏離西歐文化傳統，其造型元素卻不得不倚賴傳教士及商團使者的報導著述。由此我們不難看到十七世紀報導文學與其銅版圖繪對十八世紀中國風貌的影響。

（討論資料，不宜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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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ircher之著述，全名為《耶穌會Athanase Kircher之中國，附有神聖及凡俗建築之插圖及對自然與藝術之研究》。

[2] 《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朝見中國或韃靼大汗國皇帝，由比耶•德•葛耶及亞可•德•凱瑟著》及其銅版圖像(1665)。